而好戲還在后頭，一場外部資本、強勢大股東和職業經理層的斗法才剛剛開始：黃光裕能否在獄中扳回國美股權失控的局面？三方角逐搬上臺面是否會讓逐漸穩定的國美重新震蕩？一個極端脆弱的股權架構和撕裂信任的管理團隊，能否重燃國美行業領導者的王者風范，抑或是就此風雨飄搖？14年后，當黃光裕重返江湖時，國美是否還雄風依舊？

　　這是一幕只有在香港商戰片里才會有的對抗鏡頭：

　　曾經強勢的大股東身陷囹圄，心憂公司，在自身前途未卜的同時，還得為控制權牽腸掛肚；第二大股東覬覦控股權，趁機合縱連橫，暗潮洶涌；職業管理層有的開始選邊站，有的左右為難，尷尬以對……

　　終于，矛盾在有一天爆發了，就在大股東出庭前的幾天，他的代理人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在股東大會上當著眾多股東、董事和管理層的面，利用股權優勢，毫不留情地否決了一系列董事會決議，彰顯自己的控股地位，殺得二股東措手不及。

　　然后，在觀眾屏住呼吸的時候，沖突高潮來臨，二股東緊急籌劃，在最短的時間內對大股東進行反擊，鹿死誰手，不久就見分曉。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當香港商戰片的這一戲劇性情節發生在我們的身邊，發生在現實中的往屆首富黃光裕身上時，我們不得不驚嘆現實往往比戲劇來得更猛烈。

　　5月11日下午2點半，國美電器在香港召開股東周年大會，歷年這不過是一件風平浪靜的例行工作而已，但是這一次卻被大股東演繹得風高浪急：代表黃光裕夫婦的兩名聯屬股東一出手就是三張否決票。

　　首先，否決外資股東貝恩資本的三名代表進入董事會；其次，否決董事會對董事薪酬的厘定，顯示出對董事會的整體不信任；最后，還否決了董事會“以所購回之股份數目擴大”所授出有關配發、發行及處置股份的一般授權—這直接關乎黃光裕的股權是否還會被稀釋。

　　大股東如此徹底的、毫不留情的否決，已經不是技術層面上的溝通問題了，更多的是表達對其他股東和董事會的不滿，彰顯自己的控股地位和權力歸屬。

　　強者即使深陷囹圄也總不會自甘寂寞。在被捕入獄，辭去國美一切行政職務一年半后，黃光裕為何會以這樣一種突兀的、令人震驚的方式宣示他對國美不可替代的控制權呢？難道他嗅到了危險的氣味？

　　也許恰恰如此！從管理層不僅不支持黃光裕夫婦的這次出手，反而給予針鋒相對的抗衡即可看出來。國美電器當晚就召開緊急董事會，宣布重新委任貝恩的三名前任董事。他們給出的理由是，根據國美和貝恩資本簽署的“對賭協議”，如果貝恩失去董事會席位，將視同違約，國美電器會被索賠高達24億元人民幣。

　　表面上看，一場三方角逐的游戲似乎重新回到了起點，大股東發難不僅完全不顧公司的利益，而且對自己并沒有多少好處，是兩敗俱傷之舉。但國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隱晦地表示，這背后有故事。

　　貝恩不是“吃素”的

　　“PE其實都是食草動物，不是食肉動物。”

　　某投行人士曾如此形容貝恩資本與國美電器大股東之間的關系。言下之意，PE投資自有基本的游戲規則，但不可能真的和黃光裕正面對抗。更有人說，黃光裕“藝高人膽大”，貝恩的投資無異于“與狼共舞”。但事實上，誰才是“狼”恐怕要看站在誰的立場上。

　　相戀2008

　　國美電器與貝恩資本的相戀始于2008年底。

　　早在“黃光裕被抓”的消息開始散播之初，國美電器的合作銀行就紛紛作出反應，要求本行的各分、支行對國美集團及黃光裕關聯企業授信情況進行緊急核查，并要求把該集團及黃光裕、黃俊欽關聯企業存量貸款上報總行以評估風險，并采取措施防范風險。

　　此后，國美電器資金鏈開始惡化，一度連流動資金周轉都發生了困難，可新增貸款、轉貸這條路卻被全面封死。無奈之下，董事會只能建議黃氏家族同意通過公開途徑募集資金。

　　2008年12月初，國美電器董事會曾根據股東大會一般授權，提出過一份增發20%普通股或可轉債的計劃。但這一過程不順利，在長達三個月的時間內，都沒有形成實質性的協議。

　　直到2009年4月6日，國美電器才向多家競購單位公布過一份入圍者名單，分別是貝恩資本、華平基金和KKR，三者皆為大型海外知名基金，并聘請了嘉誠亞洲有限公司擔任股權出售事宜的顧問。

　　據悉，初期主導國美談判的代表是與貝恩資本董事總經理竺稼比較熟悉的陳曉。但為了保住自己的控制權，4月底，黃光裕夫婦開始以某種方式向董事會和管理層“發表意見”。此后不久，主導國美談判的代表就從陳曉轉向了董事王俊洲和魏秋立。

　　眾所周知，王、魏皆為黃光裕多年心腹，國美電器5月27日的股東大會上又委任了一名新董事孫一丁。孫同樣是黃光裕的心腹，這意味著新董事會格局中，代表黃氏家族利益的董事達到了三名，占壓倒性優勢。

　　國美股權交易的實質，正逐漸從“去黃化”演變為“保黃戰”。而新方案中減少了融資資金、減少發行新股的規模，并提出了發行可轉債以及增發配股的內容。至此，此前入圍的競購者們集體沉默。

　　但這個沉默很快被貝恩打破。

　　被捕之后，黃光裕自身難保，曾一度同意放棄控股權。不過，在案情較為明朗之后，黃光裕從羈押地發回了兩封親筆信。盡管這封信只有短短兩頁紙，但措辭明確，不留余地——公司缺錢，可以降低股權，但不能放棄控股權。

　　與其他堅持控股權的競爭者不同，貝恩資本迅速轉變了策略，保證黃氏家族控股地位的態度令其進入了排他性談判。2009年6月22日下午5時，貝恩資本董事總經理竺稼終于得以以國美電器第二大股東的身份亮相，一波三折的談判終于塵埃落定。

　　交鋒“去黃光裕化”

　　外界有人認為，貝恩的參股很可能是陳曉掌控國美電器的開始，黃光裕與貝恩的真正交鋒也是從這一刻起步。

　　首先，貝恩投資與黃光裕在入股算計中，各自都留了一手，想的都是權宜之計。

　　最終合作的達成源于雙方的讓步，允許貝恩資本提名3位非執行董事，但同時大股東將通過參加配股來維持第一大股東的地位。

　　如今看來，對于雙方，這都是非常無奈的選擇，但又都存有“權宜之計”的意思。

　　貝恩資本打的算盤是，獄中的黃光裕未必能在短時間內籌措到配股的資金，即使湊應該也難湊足全額，而三個非執行董事卻能有不少作為。黃光裕則希冀大股東地位能保障對于國美電器的控制權，對方的三名非執行董事慢慢收拾。

　　但最終雙方的能量都超出了各自的算計

　　在“發行可轉債”部分，貝恩資本以15.9億人民幣認購了可轉債，并于2009年8月，通過行使換股權將“發行可轉債”一次性轉為16.28億股國美電器，占擴大后總股本的10.8%。

　　在配股部分，2009年8月4日，國美電器配股宣告完成，出乎投資者意外的是，黃光裕籌集到資金，出資約5.49億港元，申購了8.16億配售新股，占總配售股份的36%，他們夫婦持有國美電器的股份由33.7%不降反升至約33.98%，鞏固了其第一大股東的地位。

　　而貝恩資本只能無奈地接受了0.2%的股份，持股比例增至11%。但即便如此，以當時股價計，這項投資已經獲利頗豐。但黃光裕就不同了，他是冒著激怒香港證監會的風險進行配股計劃的。當天，香港證監會以“涉及欺詐或欺騙的證券交易”向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黃夫婦動用在香港的約16.55億元國美股份。

　　但黃光裕很快就發現，雖然在控股權上扳回一局，但貝恩資本的影響力卻在慢慢滲透，漸漸有超出自己管控范圍的危險。

　　雖然為維護國美電器的利益，黃光裕以辭職行動支持了“去黃光裕化”，但內心想必有著微妙的“底線”。而2009年7月7日，國美通過的股權激勵計劃可能就“撞了線”。

　　對于管理層的股權激勵計劃，貝恩自然雙手贊成，將公司的整體利益(而不僅是黃光裕的利益)與國美電器舊部的利益捆綁起來，是投資者樂見的。但對于身在獄中的黃光裕卻別有一番滋味。按說股權激勵只涉及1億多股，相對于150多億已發行股微不足道。但黃光裕對股權一向把持很嚴，不僅“老臣”，連親族都難分得絲毫股份(除了老婆象征性地有一點點外，連妹夫，妹妹都沒有)，即使陳曉的1.9%的股份都是用永樂與國美換股而得的。而這份股權激勵計劃相當于打開了缺口，有一次就會有二次、三次，持續下去將可能稀釋黃光裕的股權，更危險的是增加國美管理層的決策獨立性和話語權，增強他們與貝恩的相互配合，更不利于黃光裕的遙控了。難怪身在獄中的黃光裕對貝恩資本與管理層這番“里應外合”產生猜忌。

　　知名財經作家李德林指出，PE的資本都是很神秘的，黃氏家族非常明白，三個貝恩的董事，還有一些是黃光裕曾經的對手，盡管現在是國美的小股東，卻擁有相當的話語權。也就是說，盡管法律上黃光裕還是擁有國美的股權，還是國美的大股東，可是對“人、財、務”的實際控制權卻時時刻刻地在流失。黃光裕如何能夠心理平衡？

　　事實上，盡管貝恩三個獨立非執行董事尚未有明顯的越權之舉，而且管理層的評價似乎也比較正面，但是它想法設法稀釋黃光裕夫婦股權的行為還是遭到了強烈反擊，5月11日那場驚心動魄的斗爭也許還只是一個開頭。

　　貝恩資本入股國美的談判焦點

　　貝恩32億港元入股方案包括“發行可轉債”和“配股”兩大部分：國美電器向貝恩資本發行約15億可轉債；其余資金向包括貝恩、大摩、陳曉等在內的股東配售18%的新股(即每持有100股國美電器可以獲配18股)。

　　在可轉債部分爭議不大，國美急需資金，而且比例也不會威脅到黃光裕的控股權。但雙方交鋒的焦點是后者——配股部分：按比例，在18%的配股部分，貝恩資本和黃光裕分別配股的比例為1.8%和6%(想對于舊股)。為了攤薄投資成本和提高話語權，貝恩資本想趁黃光裕資金緊張的危機，要求他放棄配股計劃，并將配股份額轉讓給自己。而且按照協議，貝恩資本還可以認購其他股東沒有足額認購的部分。如果一切都按貝恩資本的理想計劃行事，那么它的股份比例和話語權將得到空前提高。

　　國美股權激勵方案

　　該方案涉及總計3.83億股股份，總金額近7.3億港元，是目前為止中國家電業金額最大的股權激勵方案。陳曉與另外10位公司董事及附屬公司董事共獲授購股權為1億2550萬股，其中陳曉獲2200萬購股權，股權激勵覆蓋了副總監以上級別，共惠及105人。

　　陳曉不是張學斌

　　從國美黃光裕事件，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創維黃宏生事件。

　　2004年11月30日上午9點多，時任創維集團總裁的張學斌在前往香港參加創維中期業績發布會的途中得知黃宏生被捕的消息。當天，張學斌拿到一份傳真，那是黃宏生寫下的簡短的授權書：“全權委托張學斌管理創維”。

　　此后的48小時里，以張學斌為首的創維職業經理人各司其職，以及時有效的應急手段保證了創維的正常運轉，使事件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如果說創維前13年里的職業經理人一般沒好結果，但從張學斌開始轉折。轉折的基礎就是信任。2006年8月11日，創維數碼公開宣布，黃宏生辭任公司非執行主席及非執行董事職位，張學斌臨危授命，全面接手創維，任董事局集團董事局主席兼CEO。

　　2009年7月4日，創維數碼股價飆升12.9%喜迎黃宏生提前出獄。

　　黃宏生出來，黃光裕卻又進去了。企業創始人被捕后，楊斌的歐亞農業，唐萬新的德隆，顧雛軍的科龍都沒能保住。創維做到了！而如今，我們欣喜地看到，國美也做到了。

　　只是，創維不是國美，陳曉也不是張學斌。國美最終還會是黃氏的“白帝城”嗎？

　　為了應對突如其來的變故，2008年11月27日，國美電器任命陳曉為代理主席。客觀上說，陳曉對于國美順利度過危機功不可沒。縱覽國美之管理團隊，似乎也沒有人比他更適合做這個領軍人物。

　　畢竟，國美當日處境較之彼時的創維，雖都是創始人罹難，卻又有所不同。

　　創維很幸運，它有著健康的財務狀況，此外黃宏生對企業的動向了如指掌。在黃宏生被正式定罪入獄之前，除了最初的48個小時，他在香港是自由的。他可以以創維董事會非執行主席的身份通過視頻參加每月兩次的董事會擴大會議，還可在香港接見他的高管。

　　而黃光裕就沒那么幸運了，被秘密抓捕后行跡難覓。2008年12月9日，中國證券網報道：“有權威消息稱，今年針對黃光裕兄弟的調查，獲得公安部最高級別領導批示，要求將黃案辦成證監市場之鐵案，其合作調查機構更是橫跨公安部、證監會及最高檢察院等。”

　　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此神秘紛亂的局面，擁有一個強勢人物是幸運的。

　　張學斌是由黃宏生一手扶持起來的職業經理人，他是從創維集團的中國區總經理、彩電事業部總裁成長起來，在黃宏生被拘后才臨時出任CEO的，黃宏生對他有知遇之恩。

　　但陳曉與張學斌不同，他原是與國美、蘇寧三足鼎立的國內家電連鎖巨頭永樂的掌門人。他入行比大中的張大中晚了14年、比國美的黃光裕晚了9年、比蘇寧的張近東晚了6年。但陳曉只用了9年時間，永樂2005年在香港主板上市時，IPO集資12億港元，成為家電連鎖行業的老三，而陳也被譽為鐵算盤式的人物。

　　采訪過他的媒體記者描述他思維縝密、回答問題滴水不漏。而熟悉他的業內人士則形容他能屈能伸、深藏不露、謀略過人，頗有三國司馬懿之風。

　　陳曉進入國美后，黃光裕似乎把拋頭露面的機會全給了他，自己則逐步從大眾的視野中淡出，似乎有意把他塑造為國美集團的權力核心。但據熟悉國美的人透露，真實情況是，他只是黃光裕的戰略執行者。

　　誠如業界所言，他是一個很有素養的職業經理人，深諳國美的生存策略。

　　對應的，只要在自己權力控制范圍之內，黃光裕也是投桃報李的。國美收購永樂之后，原班底中只有陳曉一人進入國美。兩年后，陳曉就擔任了國美集團行政總裁，一度還引發了國美姓黃還是姓陳的討論。

　　這固然是因為永樂家電本身的影響力，但黃光裕也需要做些表面工夫。

　　不過，更為有趣的是，此番代表貝恩資本在國美話語權的是其董事總經理竺稼，他正是當時與永樂的簽署對賭協議的摩根士丹利中國區前首席執行官，一個對中國特色極為熟悉的“印鈔機”。

　　以史為鏡，不由得讓人揣測，此番國美電器與貝恩資本的“對賭”以及“金手銬”計劃都是陳曉與竺稼聯手導演的“擁兵自重”的手段。

　　黃光裕的控制欲

　　美國有一句俗語：一個人長大了，就意味著他已經明白了自己力量的真正含義，用不著再顯示他的力量有多大了。創維沒有因黃宏生案而受重創，相反，黃宏生在獄中的遙控使得創維整體上比之前更穩健。

　　之所以能有這樣的結果，黃宏生對自己性格的糾偏是一個重要原因。

　　但“黃光裕不會容忍一個有功勞的人，特別是立大功的人”，一位離職的國美高管說：“類似張志銘這樣的有功之臣在國美內部頻繁的人事調整中已經不止五起五落。這也是他下決心一定要離開的一個重要原因。”

　　細數黃光裕的手下，曾經受重用而走紅的諸如幫助奠定了國美連鎖制度基礎的何炬、擔任過國美常務副總裁的華天等，最后都離開了。而目前在位的王俊洲、李俊濤等人更是像乘坐升降梯一樣，不斷地從高位貶職，然后又回復到原位，而他們相互間地位的排列更是不斷地變動。

　　與家電業務相比，黃光裕手下的地產業務領頭者變換得更加頻繁，如今已經走馬燈似的更換了包括禹晉永、吳坤嶺、童淵、王軍等四五任人選。

　　黃宏生的糾偏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創維再造”中推動了接班人計劃，并真正改變了自己的管理風格，最大的變化就是徹底放權；二是經過牢獄之災，對自己豪賭房地產等行為進行了深刻反思，恢復了對企業及時、果斷而理智的關照。

　　黃光裕在2006年那場危機之后也有所改變。

　　2006年11月22日下午，在北京稻香湖景酒店舉辦了盛大的國美、永樂合并慶典，會議主題為“和諧、使命”，似有綱舉目張之意。“和諧”的提出，自然不能僅僅看成是簡單地附和政治主流話題，應該也是黃光裕一種深切的體會和迫切需要。

　　對內，黃光裕搞了一個“應急機制”——一旦出現“群龍無首”情況，集團將授權負責財務、人事工作的總監魏秋立行使管理大權，其他集團高層成員協同配合。此次會議上，黃光裕一反以前的凌厲言行，數次誠懇地提出要與廠商和競爭對手和諧共存，在競爭中一起求發展。

　　據了解國美的人說，由于黃光裕酷愛地產，并沒有太多的熱情傾注在國美電器的管理上，但能有此態度已屬不易。不管有心還是無意，他的“忽略”恰好變成了現實中某種程度的“放權”。在驚天大案面前，“7人應急團隊”迅速組建，國美電器能及時而有條不紊地運轉，和兩年來的未雨綢繆不無關系。

　　2008年底，杜鵑被查之后，黃光裕夫婦雙雙從董事會出局，此后只能在股東大會上行使權利。當時黃光裕采取的變通辦法是，由干將王俊洲、魏秋立作為其“私人代表”出任國美董事，“按照有關董事會的指示簽立有關的文件”。不由得令人聯想到黃宏生當年那份簡短的授權書——“全權委托張學斌管理創維”。

　　不過，此后不久黃光裕便取消了對二人的法律授權。2009年2月13日，黃光裕的大妹黃秀虹出任北京鵬潤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被認為是黃光裕新的代理人。

　　凱撒的兒子曾經問他什么是信任，凱撒說：“請不要提這個詞，我的朋友，這個詞讓我傷感。”這個問題如果提給黃光裕，不知他會流露出什么樣的表情。不過，信任是相互的，那么，傷感自然也不會是單方面的。

　　保衛戰還能打多久？

　　“今天你一無所有，但明天你什么都有了，而后天你又回到了起點。”

　　能說出如此洞明世事之語，卻還是落網了。從1986年赤手空拳進北京，到2004年成為胡潤財富榜首富，黃光裕用了18年，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當“原罪”的膿包一個個被擠爆，他開始為一路的攻伐回補成本。

　　2010年5月的黃光裕身處兩個戰場，一個是法庭，一個是國美電器的股東大會。股東大會上勝負已定，而法庭上的較量卻只是落下了第一只靴子。18日上午10時，黃光裕案一審判決，以非法經營罪、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和單位行賄罪判處黃光裕有期徒刑14年，并罰金6億元，沒收財產2億元。

　　14年的刑期真的不算短！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錢衛清指出，即使算上所有優良表現的加分因素，黃光裕也將至少在監獄里待7至8年時間，一般情況會是10年。那么多年“缺席”國美電器董事會，他能有多少勝算？

　　首先，要在持股比例上保持控制權。

　　熟諳英美法系(香港法律屬英美法系)的大律師辜勤華告訴記者，34%的持股比例被稱為黃金底線。因為股東大會的諸多重大事項均需要2/3的表決權通過，34%的持股比例是可以對抗2/3表決權，從而獲得對重大事項否決權的關鍵底線，而這些重大事項包括對公司的清盤、出售以及當前敏感的與股權稀釋相關的決定等等事宜。

　　如果黃光裕能保住這一底線，那么他與管理層之間就會形成一種制衡：比如董事會否決了股東大會決議，但他并非沒有翻盤機會。根據香港法律，作為大股東的黃光裕有權利提議召開特別股東大會，再次挑戰董事會關于補選三名董事的決議。

　　不過，如今黃光裕家族的股份已被稀釋到31.6%，已經少得不能再少。

　　黃光裕要想改變被動局面，需要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其他外資股東的支持。但從目前來看，國美管理層與這些外資股東的關系更近。如此一來，黃光裕就只剩下二級市場公開增持這條路了。

　　第二，巨額的現金從哪里籌？

　　根據法庭審判結果，加上黃光裕之妻杜鵑因內幕交易罪被罰的2億元，黃氏家族總計被罰沒資產達10億元，此數字創造了新中國刑罰史上的最高紀錄。

　　這看似并非不可承受之重。去年10月發布的胡潤百富榜顯示，黃光裕家族實際擁有資產230億元。其中，黃光裕持有超過50億股國美電器股票，按照目前的股價計算，僅股票資產就已過百億港元。但顯然，要保持持股比例，這部分股票是不能套現的。

　　即使10億現金的罰款解決了，但用以增持的資金還是未知數。國美電器之外，他能夠支配的資產還有300家門店及每年的收益，此外還有黃秀虹執掌的鵬潤系地產等。這些資產應該能產生龐大的現金流。

　　但黃光裕還有許多不利因素。因其內幕操縱股價，內地和香港兩地遭受損失的投資者將對其發起訴訟要求賠償，資金將更加捉襟見肘。中關村的投資者也有可能訴訟要求賠償。另外，香港證監會如果以涉嫌股票市場欺詐罪起訴他，他將再次面臨巨額賠償。

　　黃光裕一審被罰沒的財產8億元，加上香港遭凍結的16億元，如果算上潛在的投資者賠償要求，黃光裕的資金窟窿將達到40億元左右。

　　第三，心腹還是自己人嗎？

　　但黃光裕還有比錢更難搞定的事。即使他作為大股東完全有權利提議召開特別股東大會，另外提名一個董事，但這樣勢必使矛盾升級，其舊部是否還會倒向他，抑或三方能否摒棄前嫌謀得共贏之局，尚在未定之天。面對可能生變的后果，貝恩資本顯然不會坐視。這也不見得是黃光裕樂于見到的結果。

　　黃光裕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安插在國美董事會的心腹已不再是“自己人”，他不得不“一個人去戰斗”。但有熟悉國美的人卻認為并非如此。

　　據他透露，在所有國美的高層當中，黃光裕最信任的只有兩個人：魏秋立和周亞夫。魏和黃光裕的關系最鐵，從當售貨員的時候就追隨他了。雖然其他高管起起落落，但他們二人的地位卻堅如磐石。這也難怪，一個管人事，一個管財務，黃光裕還是很有“眼力見”的。

　　至于王俊洲和孫一丁等，雖然被反復“折騰”，但前后很多年都很受重用。換位思考，民營企業家任用職業經理人試探其忠誠也是各有手段花樣百出，他們既然能堅持下來就應該都有不錯的心理承受力。

　　客觀上說，面對利益誰都能不動心？但人心不是那么容易“收買”的，對于黃光裕如此，對貝恩和陳曉而言也一樣。戴上“金手銬”的高管們目前效忠的還只是企業而非某個特定的人，未來的博弈要取決于各方實力以及誰更多地利于企業的發展。

　　第四，家族成員何人能挑大梁？

　　根據香港證監會的規定，黃光裕自獲刑之日的三年內無法重回董事會主席一職，但如果他在服刑期間表現良好，14年的刑期甚至有望減刑一半，出獄后依然可大展拳腳。但在此期間，只能由黃秀虹代言。

　　黃秀虹在國美是從基層打拼起來，歷任國美上海大區總經理、北京國美總經理等職。據悉，黃光裕極其疼愛這個妹妹，信任自是沒問題。但熟悉國美的記者卻形容她“雖然外表像她哥哥一樣強硬，但其實沒什么心機”，要跟竺、陳二人相斗，顯然不是對手。

　　在他們看來，最有能力代表黃氏家族撐起一片天的人是黃光裕的妹夫張志銘，可惜業已鬧翻劃清界限，若能因這次家族大難緩和關系，也許是意外之喜。

　　當然，最理想的莫過于杜鵑三年半即可出獄(也有傳言她配合審訊，已經獲得保釋)。業內人士表示，只要黃氏家族在股權上仍處控制地位，杜鵑到時又重返董事會的話，博弈雙方的力量將會有所傾斜。

　　黃光裕也有殺手锏。目前，黃光裕手上近300家未上市門店的日常運營交給上市公司托管，按計劃應在2011年底優先注入上市公司。鑒于此，有分析指出，這些門店的未來發展可能成為黃光裕控制國美的武器，不排除他取消將這些門店注入上市公司的可能。

　　事實上，國美電器如今的格局有助于改變黃光裕時代的“專政”，完成企業從“人治”到“法治”的驚險一跳。大勢所趨，非某個人能扭轉。當今之計，也許是黃光裕應該“軟化”自己的時候了。
　　（《商界評論》雜志 記者李正曦）

　　點評 國美前途兩大猜想

　　話說百思買，曾將在華第一店選址在北京三環馬甸宜家店舊址，卻被黃光裕閃電出手拿下。只好改在上海徐家匯開出第一間店。國美、蘇寧迅速在百思買店兩側開出各自的門店，不求賺錢，求的是你無我有，你有我廉。如此兇狠的近身肉搏，讓年銷售額近500億美元的世界電連鎖業霸主一籌莫展，只有通過并購五星電器曲線拓展在華業務。

　　在烽煙四起的中國家電連鎖業，唯有強者才能生存，所以永樂、大中、五星先后被兼并，等而下之者連被兼并都配不上。黃光裕制下的國美原本具備決策迅速、執行力強、內耗相對較小的優勢。黃光裕入獄必然在國美的治理結構中留下巨大的空白，如果內部、外部條件許可且管理層眾志成城或許能重演創維那一幕。相信這不僅是黃光裕所希望的，也是國人愿意看到的。不出十年，中國將成為世界頭號零售市場，全球巨頭無不垂涎三尺。國美、蘇寧們中流抵柱的作用還在后面。

　　但是，從目前的事態看，國美還有另外兩種可能的前途：被外資收購或實施新浪式的MBO！

　　黃光裕夫婦在國美的股權已經低得不能再低。而貝恩資本、高盛亞洲、雷曼兄弟、美林遠東、東洋證券、大和證券、德意志銀行、荷蘭銀行、花旗銀行、荷蘭商業銀行、法國巴黎證券等“財務投資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合計超過40%。朱新禮可以把匯源當豬賣，貝恩資本們有什么不可以？只要外部有買家愿出高價，理論上可以通過“要約收購”將國美收入囊中。AB安海斯就曾在香港要約收購了哈爾濱啤酒。如果，國美現任管理層認可，收購發生的可能性和成功率會大大提高。

　　僅從個人利益出發，國美管理層實施新浪式MBO未必不是多贏的選擇。但這需要管理層意見高度一致，并得到部分股東支持。盡管當下的時機并不成熟，但黃光裕刑期長達14年，隨著他在國美個人影響力的淡出，什么事情不會發生呢？黃光裕在貝恩派出三名非執行董事問題上小題大做，也許就是感覺到了某種威脅。
　　（《商界評論》雜志 記者 李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