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唱片業的國際市場開發 來源： 聯商網 2004-01-18 08:56 自本世紀初，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決策的全面實施，“西部”便成了炙手可熱、點擊率極高的名詞了。而在西部大開發經濟建設的熱潮中，推動西部地區頗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建設與發展西部特色的音樂文化又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西部音樂的提出，也便成了音樂界以及唱片業頗為關注的話題。 一、西部音樂的范疇 1999年6月，黨中央作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加快我國中西部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在同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上，“西部大開發”作為黨和國家近十年來一項重要的國策寫進了全會公報。 西部，相對于中、東部而言，泛指我國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云南、貴州、四川、西藏、重慶、廣西、內蒙古等十二省、市、自治區。西部地區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特別是多民族的人居環境構成了西部地區豐富多彩、絢麗紛呈的民族文化。 西部音樂作為一種地域特征頗強、因民族民間民俗的異同而形成的多姿多彩的音樂文化，歷來是燦爛的中華民族音樂宏圖中最為耀眼奪目的篇章。 就西部地區民族結構而言，除了漢族仍是十二省、區、市主要的民族外，大量的少數民族集居，則構成了西部地區區別于中東部地區最為明顯的人居環境特點，這也決定了西部音樂文化千姿百態、絢麗多彩的藝術特色。 僅就歌曲而言，漢族民歌（或近年來以民歌元素創作的流行民謠等）仍在西部音樂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陜北民歌、四川民歌、船工號子等，在整個中華民族音樂寶庫中都具鮮明的代表性。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風靡大陸歌壇的“西北風”（如《一無所有》、《黃土高坡》等）均無一不是借鑒陜北民歌的音樂元素而創作出的當代新民歌。 除了漢族民歌外，大量的少數民族音樂便是形成西部音樂最為誘人、最具藝術特色的原因之一了。無論是新疆地區哈薩克族、維吾爾族（以王洛賓為代表的當代民歌創編整理），還是藏、川、青、甘、滇等地區的藏族民歌（以羅念一為代表的當代藏歌創編整理）；無論是四川地區的彝族、廣西地區的壯族、內蒙古地區的蒙古族，還是云南地區的苗、白、傣、納西、瑤、哈尼、佤等民族，眾多風格各異的民族音樂元素組成一部錯落有致、氣勢恢宏的民族交響詩，以“西部音樂”一詞以概之可謂當之無愧！ 西部音樂，因地域、民族、人文的差異，形成了它獨一無二、無可比擬的文化優勢，過去、現在、將來都是世人追尋、探索和創作的目標。 二、西部音樂與音像 西部音樂的提出，始于本世紀初。而西部音樂的流行，當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以才旦卓瑪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代藏族民歌手演唱的藏族新民歌，曾風行全國，家喻戶曉。之后，以王洛賓為代表創編整理的新疆民歌，以及陜北民歌、青海花兒、云南民歌等接踵而至，在我國當代文藝舞臺上占據了半壁江山，且經久不衰。 在繼承與整理、發掘民族民間音樂文化的同時，音樂界不斷創作并推出了大量以西部音樂元素為素材的創作歌曲，這同樣為西部音樂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青藏高原》、《珠穆朗瑪》、《走進西藏》、《阿姐鼓》、《云之南》、《東方大峽谷》等作品。 西南音樂之所以有巨大的創作空間及發展前景，最根本之處在于西部音樂植根于多民族音樂文化的土壤，其誘人的藝術魅力吸引了廣大作者及受眾。自然，這種堅實的“群眾基礎”也帶動了西部音樂派生的唱片業的發展壯大。 以筆者所了解到的音像出版領域里藏歌系列為例： 上世紀90年代初，當國內唱片業熱衷于港臺、歐美流行曲的引進與翻唱時，一些不甘寂寞鐘情于民族音樂創作的音樂人及唱片公司開始了他們的行動：利用當代科技手段，低成本高效率地拓展以藏歌為代表的民族音樂的音像市場。在這個不被人注視的節目定位領域里，拓荒者們在默默地辛勤耕耘著，他們堅信，西部音樂有很大的市場。 1998年，以《唐古拉風》為代表的藏歌熱迅速在川、藏、青、甘等西部地區刮起，并擴展到廣東等南方地區，繼而又向全國輻射，藏歌熱銷的程度是我們始料不及的。以《唐古拉風》VCD、CD片為例，自出版至今已生產銷售近35萬張，這個數字在當今非主流音樂的少數民族音樂類音像出版物中當屬名列前茅，如若計入10倍于正版片的盜版數，其消費量之大真可讓人瞠目結舌！ 應該承認，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八年間，以藏歌為主打的民族類音像市場正逐步形成，其地區由初始的藏、川、青、滇、甘等省區擴展到西部以外的主流音像市場，這對我國唱片業無疑是一福音——民族化音像制品開始進入大眾化普及性的文化消費，并且還逐漸在擴大。 不只是藏歌音像市場在擴大，早于藏歌的其他西部音樂題材，以及近年來屢屢得分的反映西部題材的音樂節目，不得不讓我們對西部音樂刮目相看了： ——祖籍云南的音樂人黃薈先后創作錄制的以云南邊陲為題材的《云之南》、《東方大峽谷》發燒天碟在業界被奉為極品，常銷不衰； ——川人何氏兄弟（何訓田、何訓有）創作并推出朱哲琴《阿姐鼓》、《央金瑪》當屬藏歌題材的經典之作，受到歌迷們的追捧； ——多年來，活躍在演藝界、唱片業中的涼山“彝人制造”“山鷹組合”，一直以弘揚彝族風情、感悟西部神韻為己任，為人們稱頌； ——更有近者，在2003年 8月的十四屆“亞洲之聲”國際歌手大賽上，來自中國的歌手徐洋一曲《雅魯藏布大峽谷》摘取了第一名的桂冠，除了歌手精湛的演藝外，作品表現的西部風情內涵無疑是征服評委的最佳因素。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間，中國唱片成都公司制作出版的西部音樂音像制品（主要為藏歌），其發行量累計就高達500余萬張（盒），這尚不包括因盜版流失了的不低于10倍的銷售市場。盡管在當今音像市場上引進版、都市流行音樂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民族音像節目仍層出不窮，不斷推陳出新，不僅在西部地區音像市場中扮演了主角，而且也正一步步走出西部，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三、西部音樂的國際化 越是民族的，越有世界性——這決不是一句套話。 一位長期留學于英國愛丁堡大學的華籍博士，在闊別了祖國數十年后重歸故里，數年深入西部采風記譜，創作并錄制出版了反映西南風情的歌集《雪山上的卓瑪》，全景觀地展示西部音樂文化，為業界所嘆服。用這位執著于西部音樂的學者的話說：“捫心而問，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民族音樂特別是西部音樂決不遜色于歐美流行風……”（后他創作的《雪山上的卓瑪》歌集由中唱成都公司于2003年年初出版，是年被評為全國第三屆優秀文藝音像制品獎。) 人們已經注意到，近年來凡成功進入國際唱片市場或參與版權貿易“走出去”的音像作品似乎總與西部音樂“沾親帶故”：且不說表現西藏極地天籟之聲的《阿姐鼓》被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華納買下全球版權而贏得巨額利潤，之后走出國門的又有發燒碟《云之南》、《東方大峽谷》等西南邊陲之音。無論你承認與否：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大片《臥虎藏龍》，其音樂色彩雖有古秦漢樂之韻，但仍免不了黃土高原“西北風”的底蘊。 其實，除了音像（音樂）版權貿易使西部音樂走向國際外，每年尚有大量的唱片通過旅游或成品出口到東南亞、歐美市場，其數量也不小。一位加拿大籍華人利用回國期間找到中唱成都公司，要求訂購一批西部音樂唱片，特別是藏族音樂。他說：“在西方人看來，藏族音樂是神秘的，同時又是神圣的，他們力圖讀通它，又力圖證明自己是通曉了它——他們以聽懂了藏族音樂為榮耀。” 西部音樂的魅力，足以征服全世界。 四、WTO后的民族音樂市場 上個世紀90年代初，當中國的唱片業向港臺、歐美音樂敞開胸懷之時，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境外唱片公司（如雨果、夏里巴）開始了靜悄悄的、不動聲色的“入侵”：他們在內地物色音樂制作人，以極低的成本采集錄制了一大批內地(特別是西部)音樂家、歌手、演奏家的純民族化的音樂作品。百思而不得其解的大陸唱片界人士著實有些困惑：這些土得掉渣的古董他們能賣錢？ 不出10年，有遠見的境外唱片公司露出了笑臉：他們錄制的中國民族音樂開始在國際市場上（包括中國大陸）贏得了觀眾，品牌的塑造為他們低成本的“中華國粹”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回報，令業界羨慕不已。叫了多年的“狼來了”其實也并不是瞬間變招突如其來的，不經意間的策略讓我們錯失了占領市場的良機——教訓是深刻的。 如夢方醒的中國唱片業有些浮躁了，耐不住寂寞、受不得刺激、經不了風浪，簡單的照搬、機械的模仿、一窩蜂的推“民族”，到頭來把我們本應是天真無邪、純樸如初的“村姑”打扮成花里胡哨、土洋混雜的“四不像”。最后，有消費者認準買“雨果”了！理由是：真的民族味。 WTO后的中國音像市場開始重新洗牌，隨著批銷許可資格的逐步放開，活躍的民營資本大踏步地介入唱片業的制作與銷售中，匆匆的腳步清晰地表明了他們的憂患與緊迫感：我們得趕在“狼”來之前。不要認為“狼”帶來的都是“西餐”，于我“中餐”市場無礙。須知，國際五大唱片公司力求爭得的是完全WTO化后的中國市場，蘿卜白菜應有盡有。“西部大餐”自然也有它應占的位置，而且這又是一塊不小的市場。 或許，對于完全產業化后的唱片業的未來，也如人們在揣摩2004年后外資可以不受限制地進入中國音像行業的零售流通領域一樣，在不遠的將來，西部音樂將步入一個更新更寬廣的市場平臺，對于弘揚民族音樂而言，這又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市場蛋糕在一步步做大，西部音樂也將從量變中得到質變的提升。新民歌新民謠層出不窮的改革與演變，馮曉泉曾格格們的西部民歌大演繹大普及，都為西部音樂的繁榮創造了良機。無論是傳統的地道的民歌與民樂，還是經過“嫁接”的中西合璧的新民歌新民樂，唱片工業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領地，當以市場化的胸襟逐一笑納，且不分彼此。 問題是：我們如何去找準自己的位置？ 用一句曾經是時髦的老話概言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同志仍須努力！ （作者系中國唱片成都公司常務副總經理） (陳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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